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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之石與「族群和解」的問題
文/張茂桂
胡台麗的新紀錄片「石頭記」即將公開上映，我有機會先賭為快。這是關於一個老兵的晚景的故事。紀錄的主軸，沿者三十多年前陳耀圻所拍的《劉必稼》（1965）這個中年人，現年約八十歲的生活而展開。（當時陳耀圻正在學拍電影，他用在花蓮「開墾大隊」挖石頭的劉必稼，拍了台灣電影史上第一部的個人紀錄片。而劉必稼成為片中「典型而善良的中國農民代表」） 話說這位飄洋過海到台灣，辛苦大半輩子的劉必稼，當年因為家鄉抽壯丁，十幾歲就跟者部隊離開老家，經歷戰爭的洗禮，沒想到一去則四十多年。他曾經先撤退到越南，又分發到台灣各地，然後落腳到東部木瓜溪溪畔，和退伍弟兄開發河川地，和溪谷中大大小小的石頭奮鬥了下半輩子，克服貧困，娶了原住民為妻，最後靠政府放領的一甲地以及一年四、五萬元的補助，就在一個族群通婚普遍、大家和平共處、看來多元融合的村子裡安頓。故事原來就該這樣結束了。試想一個老兵解甲歸田，得以含飴弄孫的景緻，多麼符合社會對於一個蒼老流浪者終得歸宿的期望，也多麼符合社會對族群和解的企盼。 但是故事的張力卻不得不朝向另外的可能發展。劉必稼的心境，和千千萬萬的流浪故事相似，從被迫離開家的那一刻開始，所有走過的地方都像是「臨時」的。一個在農業社會長大，個性逆來順受的庄稼漢，台語說「種田人」，他們對於家鄉的魂牽夢縈，遠超過工業社會現代人的理解與想像。即使新建了客廳、立了新的祖宗牌位、蓋了新的廟宇，他那時而感覺「要回家」的靈魂，依然不得安穩；他人的形體在這裡，他的物質親情也都在這，甚至之後的骨灰也將在這，但是他的心，卻還在徘徊；一受到「撼動」就想起了家鄉。比如當凝視廣闊田園的景色時，或者唱一首輕佻小調「採檳榔」之後，他彷彿能立刻嗅到空氣中仍時時飄來「老家」和「不如歸去」的召喚的氣息。 片中這場「大撼動」，發生在劉必稼的原住民老妻因病過逝的時候。一時之間，劉這個再度孤獨的老人的「家」到底在哪裡，又成為一個大家關心與討論的話題。他的「家」會是這住了四十年的木瓜溪畔，那個熟悉但又蘊含各種「文化雜匯」的新村嗎？還是他那千里路外的弟弟、那同樣是既親切又陌生的「老家」呢？他要去哪裡安養餘年，那裡才是最終的歸宿？那裡才是兒家呢？甚至連胡台麗也忍不住問：「那你接下來有什麼打算呢」？什麼「什麼打算」？台灣如果是他自自然然的家，人們為何還要問「那接下來」呢？眾人的七嘴八舌對話，夾雜著淚水，就在苦勸他不要回大陸，以及他自己一直說「太累」、要回大陸去「休息、休息」的念頭，之間拉扯著。 這個問題或者可以用子孫後代來協助，用血緣關係，祖宗崇拜的儀式，將浮動徘徊的心自然安頓下來。而片中的劉必稼也可以官而堂皇地做所謂「來台一世祖」。但是，原來，劉的「兒子」，並不是親生的，他們有法律關係但是沒有血緣關係。劉必稼結婚時是孤兒寡母一起娶進門來的。 劉在「兒子」的眼中，是那個像牛一樣工作，難以理解的「父親」。只見他笨笨地種地，一直種地，窮困一輩子，還死守那價值菲薄的一甲地，頑固地「不賣！」的確，劉只懂得搬石頭、挑石頭，因為石頭是種田人的天敵，而田地才保證了踏實的存在，且是要留給後代子孫的。但是年輕人看到同樣的石頭，卻是看到可撿拾、可雕琢切割、可帶來虛榮、帶來偏財的「玫瑰石」般的機會，至於種田則感覺更是落伍、全無興趣。這一對不怎麼投緣的父子，因而在劉必稼的老伴過逝後，問題更加檯面化，三代同堂的美景，突然面臨曲終人散的問題。 那麼劉必稼的最後的選擇是什麼呢？胡台麗好像處理了但是也好像沒有處理。或許換成是她自己，她終也將無法決定；形體在這裡，理智與所謂的「認同」固然也都在這裡，但是「這裡」好比一直仍然是臨時的，是不得不如此的。而那個人的心，仍然是不踏實的。 這部片子的手法相當含蓄而感動，故事其實不只在說劉必稼一家，而是大時代的小人物的故事。在村子裡表面上熱熱鬧鬧的族群多樣性之下，還有其他類似的家庭與夫妻，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小人物的掙扎，是多面而且有深意的。但到最後片子必須收尾，胡台麗「試圖」引導劉必稼說出：「對，我當然也是台灣人囉」，坦白說，我是不贊同的。因為這樣結尾，太輕描淡寫了劉必稼這個粧稼漢，晚年喪偶後的寂涼，以及那種臨時的，與原來的，故鄉間的掙扎，以及難知所終、不知以後的沈重。 片中劉媽媽回憶還「年輕」的劉必稼，如何辛勤的表演自己的體力，證明自己年紀雖然大，但可像牛一樣的耐操，劉的目地，只是要能娶這個老婆成個家，以及要收養那幾個小孩的往事。（十七世紀從唐山來台灣的「羅漢腳」，不也是類似就入贅了平埔家庭嗎？）事實證明，劉對這一家孤兒寡母的衷心，是讓他們一輩子也感動的。 劉必稼誠懇樸實又守貧的圖像，讓我想起已過世的柯旗化寫的《台灣監獄島》中，他對於外省人老兵的一些描述。比如他說：「退伍的外省老兵，不少人去當公司的守衛或公寓的管理員而暗中監視台灣人。也有不少人派到學校去當工友，即使偷懶，校長也無可奈何。」…..「住在台灣的國民黨老兵們，不必在戰場上冒著生命的危險，每天閒遊卻支領高薪，安分而愚直的台灣人直到今天仍拼命地工作又納稅養這些像寄生蟲的老兵，也就是國民黨政權保鏢的幫會成員。」，，，「老兵退伍時，可領到百萬元以上的退職津貼。他們有不少人就以這些錢取台灣人貧窮家庭的姑娘，或貧窮高山族原住民姑娘，，，」 柯旗化所說的定可以找到許多事證依據，但是，他的描述卻很難用在劉必稼的身上的。或許說劉必稼以及片中他的幾個退役同僚，大概是特例吧？如果這樣，那麼柯旗化的遭遇應該也是。 柯旗化出身勞工家庭，父母都不識字，早年受嚴格的日本教育啟蒙，養成他剛直分明，疾惡如仇、又有正義感的個性。他曾目睹國民黨軍隊接收的腐敗，以及二二八帶給台灣人的災難，他原來可以把頭偏過，安心做好他的高中英文老師避禍。但是在那個「錯殺一百也絕不輕易放過一個匪諜」的殘酷時代，一件原來小小的交友間的牽連，一些年輕人對於時事的意氣談論，但卻接二連三造成柯旗化整個人生以及一家五口的大災難。從泰源監獄到綠島管訓，柯旗化堅硬不認錯妥協的性情讓他受冤獄前後整整十七年。他在獄中曾經被打、被虐、被洗腦，甚至像他這樣的漢子，也有受不了親情煎熬，受不住屈辱，想用自殺來了結一切的片刻。 柯旗化所遇到的外省人─中國人，在書裡所陳現的，無非都是無禮粗魯、奸詐殘忍、自私迷信、走後門、假公濟私、欺負台灣人、強姦婦女，可以說沒一個好的。而在他那個被暴力所困、所扭曲、沒有是非的世界中，也不可能存在像劉必稼這樣的純樸善良、逆來順受的粧稼漢。即使存在，柯旗化恐怕也無法體會到這個人終其一生和石頭奮鬥，說不清楚是被動還是主動，就在台灣落地生根，最後卻難知所終的問題。 看完《石頭夢》我們瞭解劉必稼心中有恆久難以放下的包袱，看完《台灣監獄島》也瞭解到柯旗化心中的另外一種包袱。而我們很難想像如果他們相互遇見時，將會發生什麼樣的情形？劉必稼有可能認知到柯旗化的痛苦嗎？他能表示體會與同情嗎？或者，能理解台灣為何「必須屬於台灣人自己」的那種吶喊？ 不久前，有學者特別提出，晚近以來，台灣人、大陸人之所以不能和解，或者說，「大和解」屢次失敗的問題，是雙方「心裡結構」的差距。這種「心裡結構」的差異，來自由不同的歷史記憶，來自不同的生命經歷，也來自不同的社會制度安排。比如雙方對於日本，因為戰爭，對於中國的現代化的歷史期待，常有截然不同的感受，還有，對於自己父母、家族的歷史經歷，也有對立的評價。這種結構，同時受到殖民以及冷戰的作用，雙方有基本的衝突，無法化解。 這樣說來話長，事情或許沒有那麼複雜。不能和解的原因，一大部分就是我們拒絕承認對方苦難的真實性。用心理學最簡單的術語說，就是自我中心、個人偏見。我們人的認知，多依賴自己的局部經驗建立，我們依靠這樣的局部認知知識求生存，合理化我們的存在與意義。從切身利益以及有限的觀點來推論到更遙遠的整體，這是一種認知上的慣性。我們的謬誤，是在假定別人的世界，應該也和我們的一樣，而不能看見自己經驗的有限性與錯誤，也不容易看見別人所看見的世界。如果不知道別人的痛苦就算了，但是我們卻還要去反駁他們，對他們再度羞辱以及傷害。我們原來或許不是其他族群的加害者，但是因為我們拒絕去瞭解，拒絕去承認，我們的偏見執著，卻讓我們也成為加害者的幫凶。 當委屈未能獲得平反承認，將給憤怒帶來養分；而憤怒未獲得慰藉並磨消其原因，將給仇恨養分；而仇恨如果得到發育的機會，將帶來和平與正義的毀滅。和解，必須先搬開心中的石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