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海洋文明史
不敢回頭向波濤
李筱峰/世界傳播學院教授
當海洋台灣獨立發展的時候,能充分發揮她的海洋文化性格和商業根性,造成社會的富裕與進步。當她被大陸政權吞併時,削弱了原本活潑、開放的海洋性格而變得封閉。
什麼是海洋文化?根據師大國文系教授莊萬壽對海洋文化所做的研究,他對海洋文化下了一個明確的定義:
「海洋文化基本是隨人類海洋活動的能力,如利用船舶航海、探險、捕魚、戰爭…諸質量的提升而形成。」
「海洋文化的特質是流動的、開放性的、多元性的、包涵性的,但它必須以外來文化加以發展為前題的。到十五、十六世紀是世界新大陸、新航路的開拓之後,接著美、英、法諸國的立憲、獨立革命與民主政治的推動,顯示出海洋文化的意義是包括海權思想、國際貿易、自由經濟、民主政治與多元文化。」
島國性格的誤解
許多人對所謂島國性格批評為眼光短淺、器量狹小。
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cll)曾打抱不平說:
「居住島上的人一向受到大陸的毀謗。」
「傳統上對於居住島國的人所作的評價,是認為他們對於世界上其他地區存在,以及他的風俗習慣,比別人顯得更無知。」
對於這種偏見羅素反駁說:
「相反地,住在遼闊大陸中央的人,除非他們有足夠的錢和時間做長途旅行,一般來說,他們和外國人的習俗和生活方式的接觸機會就少得許多。住在俄羅斯大平原的農民完全沒有機會接觸到非俄羅斯文化、俄羅斯信仰、俄羅斯宣傳限定了他們的視野,也就是如此,俄國才制定了與世界其他地域所不同的國家制度。」
「因此,往往是廣闊內陸諸國的居民才表現這種特性,離海越遠,人越掉進『島國特性』,促進文明的進步一向都是由航海民族開始的,像腓尼基人、希臘人、阿拉伯人、義大利人、荷蘭人、英國人、以及南北戰爭前的美國人等等。」
海權時代的來臨
台灣歷史一直充滿著海洋性格。
一般所指的台灣歷史是指近三、四百年的歷史時期。
就歷史研究而言,歷史時期是指透過文字記載人類活動內容的階段,台灣有文字記載人類活動的時間差不多是近三、四百年,也就是自荷蘭人、漢人、日本人進入台灣之後,文字記載台灣人活動的情形,在這之前叫做史前史。原住民本身沒有文字,因此無法記錄當時的生活情況,說台灣的歷史只有三、四百年,並沒有輕視原住民的意思。
台大歷史教授鄭欽仁說:「台灣一進入歷史時期,馬上與世界海洋時代同步而行。」
我們甚至可以說,台灣之所以與世界海洋時代同步而行,是因為世界的海洋時代來臨,使台灣被納入世界史的系統。
十五、十六世紀人類的歷史進入航海時代,海洋時代是誰掌握了海洋誰就是世界的霸主。
在這個圖表中,我們竟然發現最早展開新航路者是鄭和。自新航路開闢之後,西方勢力開始往東方來,但是航行的時間比西方早,航行的實力也不比西方差的鄭和,為什麼在海權時代來臨東方的世界沒有往西方發展?
主要的差別在於航行的目的、航行宗旨、動機完全不同。西方人發現新航路有的動機是重商主義,透過新航海路打開到東方的商業路線,鄭和航海的目的卻不是為了貿易而是宣揚國威。因此鄭和在當時陸權思想的大明帝國之下,儘有航海的實力,完全沒向海洋發展的商業動機。
當時西方勢力往東方發展的狀況如下:
•葡萄牙:
1505年 在印度沃亞(Goa)設總督府。
1511年 攻麻六甲(在新加坡附近)。
1514年 第一個葡萄牙人到廣東屯門。
1554年 開始混進澳門。
•西班牙
1565年 遠征菲律賓呂宋。
•荷蘭
1602年 組東印度公司,通商南洋。
以印尼巴達維亞(今雅加達)為中心。
十七世紀初期台灣開始走入世界舞台。
一六0三年,荷蘭進入台灣,成為第一個經營台灣的政府是荷蘭。當時荷蘭人將台灣的稻米、蔗糖當做是經濟作物輸出,交換中國的絲綢、瓷器,再將這些貨品分別轉運到日本或是東南亞、歐洲等地,將台灣經營成為遠東地區重要的貨物轉運站。
肆通大海,置船興販
明末清初,鄭成功以金門、廈門做為反清復明根據地,有一名叫何斌的人他向鄭成功建議取台灣時這樣說:
「台灣沃野千里,實霸王之區。得此地,可以雄其國,使人耕種,可以足其食。上至雞籠、淡水,硝礦有焉,橫絕大海,肆通大海,置船興販,桅舵、銅鐵不憂乏用。移鎮兵士眷口其間,十年生眾,十年教養,而國可富,兵可強,進取退守,真足與中國抗衡也。」
何斌認識到台灣海洋文明的條件,他說「肆通大海,置船興販」,點出了海洋台灣的商業根性。
一六六二年,鄭成功攻下台灣,為了養活十七萬的大軍,他繼續獎勵生產稻米,和蔗糖。
江日昇《台灣外記》記載:
「勸諸鎮開墾,栽種五榖,蓄積糧糗,插蔗煮糖,廣備興販。」
黃叔璥《台海使槎錄》「赤嵌筆談」中,談到台灣居民將米當經濟作物,出售以牟利:「(台灣)居民止知逐利,(將米糧)肩販舟載,不盡不休,所以戶鮮蓋藏。」
傳統中國大陸的小農經濟社會,只知自給自足,所謂春耕夏作秋收冬藏,這是指純粹的農業社會而言,對台灣而言,稻米除了藏之外,還要賣掉,充分說明了台灣的商業性格。
郁永河《裨海紀遊》「鄭氏逸事」:「我朝(清)嚴禁通洋,片板不得入海,凡中國各貨,海外皆仰皆鄭氏,於是通洋之利,惟鄭氏操之,財團益饒。」鄭成功利用海洋,很會做生意。
在這種情況之下,台灣住民的風氣,沾染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性格。
黃叔璥《台海使槎錄》記錄鄭經時代台灣從事國際貿易所造成的社會風氣:
「且洋販之利歸於台灣,故尚奢侈,競綺麗,重珍旨,彼此相倣。」
周鍾瑄《諸羅縣志》:「(台人)衣食侈糜…一會終人之財,一飯終歲之蓄。
「人無貴賤,必華美其衣冠。」
海洋文明天性,凡人無法擋
一六八四年施琅進攻台灣,鄭軍投降,結束鄭氏父子在台灣二十二年的東寧王國時期。
當時清朝並不想擁有台灣,在台灣棄、留論的爭議中,康熙皇帝說:
「…台灣屬海外地方,無甚關係,因從未響化,肆行騷擾,濱海居民迄無寧日,故興師進剿。即台灣未順,亦不足為治道之缺,…海賊(指鄭氏)乃疥癬之疾,台灣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海外丸泥,不足為中國之廣,裸體文身,不足共守。日廢天府金錢而無益,不如徙其人而空其地矣。」康熙皇說這句話時,全世界已經進入海權時代,大清帝國仍停留在陸權思想,因此當一六八四年台灣併入中國,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之後,台灣的海洋性格也因而減弱下來,從國際貿易的轉口站變成只與中國沿海往來的區域經濟。
而台灣海洋性格的商業根性依然蠢蠢欲動。
例如,一七二0年出現稱為「郊」或「行郊」或「郊行」的商業組織。「郊」有兩種意義:一是貿易商品相同的商業組合,例如布郊、糖郊,一是貿易港口相同者,例如廈郊,是指專門貨運至廈門者,也有北郊、南郊、港郊,北郊是指貨物專門銷往中國北方的港口,南郊指的是香港、廈門,港郊表示台灣內部港口之間彼此來往,三者總數多達一百多家。
一七七0年代,郊的行業組織已經發展至鹿港一帶,一七九0年,更發展至淡水河沿岸,特別是艋舺一帶,因此,才有「一府二鹿三艋舺」之稱。
台灣開港更加繁榮
一八五八年和一八六0的兩次的英法聯軍之役,先後訂定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要求開放台灣開港,一八六0年之後台灣正式開港通商,淡水、安平、雞籠、打狗成為對外通商口岸。
開港之後,台灣更加繁榮,外國直接與台灣訂定條,各國船隻紛紛進入淡水,德國、葡萄牙、荷蘭、丹麥、西班牙、比利時、義大利、奧地利、日本、祕魯、巴西…,這時的經濟作物,茶葉、樟腦、硫礦都很重要,隨著淡水港開港之後,台灣的經濟重心,逐漸由南往北移。
台灣在清朝陸權思想統治之下,百年來仍然發展她的海洋文明。
脫離陸權,台灣更有發展
一八七四年牡丹社事件,讓清廷意識到台灣的重要性,派沈葆楨來台灣辦防務。
一八八五年台灣獨立建省,第一任巡撫是劉銘傳,他開始積極近代化的建設。
我們可以做一個比較,一八六0年清政府已開始近代化的洋務運動,較台灣早了二十幾年,但是台灣推展洋務運動卻後來居上。例如台灣擁有全清國第一條鐵路,從台北到新竹之間,第一條電報線台南到高雄,以及第一家自辦的電力公司,成為全清國最進步的一省。
歷史學家認為,台灣的洋務運動成功,源自於兩個不同的社會體質,台灣人民與大陸人民儘管在血源上很接近,可是性格卻完全不同,因為台灣有相當豐富的海洋文化性格,比較能夠接納新的東西。
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之後,台灣割讓日本。
經過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面向海洋,造就近代日本,日據時代台灣透過日本吸收世界的近代文明。雖然日據時代台灣受到殖民地不平等待遇,但是持平而論,日據時代台灣社會有相當大的進步,#以致五十年後,本來就比大陸還要超前的社會,差距就更大了。
差距的結果,在日本統治結束之後,一九四七年爆發的二二八事變,表面上看好像是族群衝,官逼民反,如果深入去追究歷史本質,其實也可以說是海洋文化與大陸文化的衝突。
二二八之後,兩年之後台灣與中國大陸又隔開,但是台灣在海洋性格影響之下,發展其海島性格的國際貿易。
從整個歷史發展做結論,我們發現,台灣當她被中原的大陸政權所併吞時是發展比較慢的時候,當台灣脫離大陸政權,獨立發展的時候,竟都發展得很好。
二二八之後,兩年之後台灣與中國大陸又隔開,但是台灣在海洋性格影響之下,發展其海島性格的國際貿易。
從整個歷史發展做結論,我們發現,台灣當她被中原的大陸政權所併吞時是發展比較慢的時候,當台灣脫離大陸政權,獨立發展的時候,竟都發展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