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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應該體諒“政府”
的困境
文/廖中山(海洋台灣基金會發起人)
“海洋國家”已經是台灣人的共識，如果僅憑四面環海的地理認知，尚不足以使台灣成為一個海洋國家。
“海洋建國”的必要內涵，至少應包括：一般國民對與日常生活有關之海洋事務的瞭解、參予和親水的程度，該國政府的海洋政策，具體要項如－對海洋的研究、探測、資源能源的開發及使用，以及所有與海洋事務有關的投資與運作情形。
直接與民生有關的海洋事務大致包含－海上人命的搜索與救援，海岸及鄰近水域和陸地環境與生態的維護，海上緊急災害的預防與處理，導航設施之建立、運作及維護，船舶交通管理，海上治安（領海警備，防止偷渡、走私），有關法令的研訂、監督、執行，全民通識教育推廣（如，親水常識、海上求生與救生、汙染及緊急事件處理等，國際海事合作……。更重要的是，每一個海洋國家，應設有單一的權責機構，統籌規劃及執行一切與海洋有關行政及研擬法案的工作。
就政府結構與整體政策來看，近年來如：大陸型的加拿大、半島型且屬於分裂狀態的南韓，他們在更改政府組織時，都先後成立了“海洋部”。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架構中，除了蒙藏委員會之外，所有部會都分別掌管涉及與海洋有關的工作預算。但在屬於前段敘述的“海洋事務”方面，現行的體制，卻是誰都不必負責。到目前為止，國家完全是“以不變應萬變”的原則，處理海洋事務。
政府常說：依法行事。請問：我國至今領土不明、領海未定，沒有國家的領海法及向外延伸的鄰接水域法、向內卸接海岸管理法，連基本的“海上治安”行動，都沒有法律依據，更遑論釣魚台及南海諸島主權的維護。
“海洋”是人類共有、分享及合作維護的資源，國際合作是執行海洋事務的必須要件。我們也知道：台灣當前的外交困境。可是近年來，民間正竭力推動國際海事合作、且略有小成，而政府卻一直以“三不”（不聞、不問、不理）政策對應，使人深感無奈。
民間先後曾於1990年1月及1994年9月，自力舉辦兩次“台灣海上安全問題”國際研討會。先後邀請：加、澳、英等國際海事專家，共同研討有關海上人命搜救、船舶交通管理、船難汙染處理等實務，部份政府基層官員奉命參加，主辦者將過程「呈報」（交通部）後歸檔。1991年10月初，有三位海事教育工作者結伴參加“國際海上求生與救生訓練協會（IASST）”第三屆年會，會中取得該協會同意我國以ROC國名成為會員國，並商得與會之貴賓，國際海事協會（IMO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秘書長，應允除其本人因職務關係無法訪台外，願應我國需要，在國際海事方面盡力協助。事後向交通部「報告」毫無下文，無奈「轉求」經濟部漁業幹部訓練中心，以ROC代表名義申請參加“IASST”，於1992年3月被接受為正式會員在案。ng=EN-US>IASST副會長及重要幹部一行六人，於香港行政會議後，曾自費來台觀光，並應邀在“台灣海洋大學”舉行半天（1992.3.6，0900∼1200）「海上安全問題」研討會，共有政府及民間十多個團體，四十餘人參加。該會六位成員在台觀光（五天）期間，政府官員（含獲准參加的漁訓中心）無一人接待、陪伴，沒有花政府的一毛錢。尤令人痛心的是，該會重要幹部有意來台舉辦年會，代表機關卻都不願接受。
前述的都是“舊人舊事”，民選總統後的“新政府”又如何呢？
海洋大學的幾位年輕學者，多年來一直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向國際海事科技進軍，結交一些國際海事界重要人士。今年初，蒙國際導航協會（Authorities）主席應允我國可由“台灣海洋大學”申請為“IALA”的團體會員，每年年費約合新台幣六萬元。負責聯絡的教授先後向交通、教育部申請，交通部先說：「學校加入應屬教育部」，教育部說：「海事實務應屬交通部」，之後交通部又說：「燈塔屬財政部海關……」，這位被踢後昏頭轉向的年輕人，向交通部“長官”說：「IALA原來是燈塔協會，現在它負責各種電子及衛星導航系統、全球船舶交通管理系統及全球海上遇難及安全系統……與海上安全有關的國際協調工作，其重要性不低於“聯合國”（U.N.）次級團體之一的國際海事組織（IMO）。」最後，“長官”總算弄懂了，不過今年的預算已經確定，明年再編列“IALA”的年費預算（新台幣六萬元）。
時值秋高氣爽、皓月當空的中秋前夕，筆者懇請“真心關愛台灣的台灣人”，抬頭賞月時，何妨低頭想一下台灣的海洋事務，如何建立海洋國家？目前，先讓“台灣海洋大學”成為“國際導航協會”的會員如何？
附註：9月27、28、29日為期三天的上午10時至下午6時，海洋台灣基金會在台北火車站西側門外，擺攤籌募六萬元加入“IALA”的年費。專款專用，不足之數由基金會補足，超出之數留作以後的費用。台灣人應該體諒政府的困境，合力減輕政府的負擔，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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